干部与法治，犹如舟行之于水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法治既为干部干事创业提供根本保障，也为其用权履职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。然而，现实中仍有少数干部习惯于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，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。这不仅侵蚀法治权威，更动摇执政根基。新时代的干部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痼疾，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，真正将法治精神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做到“心中有法、行不逾矩”。 　　“权大于法”的根源，在于法治信仰的缺失。思想是行动的先导，若内心不敬畏法律，行动必然僭越规矩。韩非子有言：“国无常强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则国强，奉法者弱则国弱。”干部心中是否高悬法律明镜，手中是否紧握法律戒尺，直接关系到治理效能与群众信任。现实中，“拍脑袋决策”、“以言代法”、“以权压法”等现象，无不是法治意识淡薄、信奉“权力万能”的表现。这种思想“市场”若不坚决铲除，法治大厦便难以稳固。因此，必须将法治教育抓在经常、严在日常，让“法无授权不可为，法定职责必须为”成为植根内心的政治自觉，从思想源头堵住“权大于法”的通道。 　　“权大于法”有市场，往往因为依法办事的防线失守。法治的真谛，不仅在于完善的条文，更在于不折不扣的执行。“法令既行，纪律自正，则无不治之国，无不化之民。”干部“会干”的能力，在新时代必须体现在“依法干”上。任何决策与行动，都需以法律为准绳，以程序为依托。这绝非束缚手脚，而是最可靠的“护身符”。现实中，个别干部为求所谓“效率”或便于行事，绕开程序、规避约束，实质是为“权大于法”搭建了舞台。必须明确，科学的规划、创新的举措，只有嵌入法治的框架，才能根基稳固、行稳致远。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，让每一次用权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，彻底压缩“权大于法”的生存空间。 　　“权大于法”的现象，有时以“情况特殊”、“机械套用法律行不通”为借口。这暴露出部分干部法治能力的“知行落差”。法治能力绝非简单套用条文，而是善于将法律原则与现实情况相结合进行创造性落实。从商鞅“徙木立信”彰显法律权威，到新时代干部运用法治方式优化营商环境、破解治理难题，贯穿其中的正是善于将制度规定转化为治理实效的法治能力。当前，有的干部“知”而不“行”，视法律为工具而非圭臬；有的“行”而乏“知”，做法机械生硬。这两种倾向，都可能在事实上放任或变相导致“权大于法”。因此，必须在复杂实践和艰苦一线中，有意识地磨砺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、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的“金刚钻”，使其有底气、有能力在法治轨道上解决一切难题，让“权大于法”的借口无处遁形。 　　清除“权大于法”的市场，离不开严密的监督和有力的问责。干部要习惯在“聚光灯”下行使权力、在“放大镜”下开展工作。必须充分发挥党内监督、人大监督、民主监督、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的作用，让权力运行处处留痕、受到严格约束。对于任何漠视法治、滥用职权、以权压法的行为，都要坚持“零容忍”，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，绝不姑息。要通过严肃问责，形成强大震慑，使干部深刻认识到，党纪国法是真正带电的高压线，“权大于法”的路绝对走不通、走不远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以清朗的政治生态，捍卫朗朗的法治乾坤。 　　法治兴则国兴，法治强则国强。干部当以法治为翼，铭刻于心、践之于行。要时刻警惕并坚决抵制“权大于法”的潜规则，以自身模范行为，带动全社会尊崇法治、信仰法律，在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展现过硬担当、作出更大贡献。（黄娜）